这个还真不见得有经验可循。

我的专业偏水处理。上学的时候导师就和我们说，曾经这一行也很相信外国的月亮圆，但是中国的污染情况实在太复杂了，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达国家的污染状况完全不能类比。很多西方的治污牛人到了中国，都是大眼瞪小眼。现在（2012年）的治水牛人，基本都是中国人了。

大概08到11年左右，具体时间记不清了。北京曝出来一个轰动一时的新闻，某垃圾堆场污染状况令人发指，周边土壤和空气环境已经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了，而且大量有毒害污染物随雨水冲刷下渗，已经严重威胁周边地下水安全了。当时请了许多国外专家，都束手无策，基本上给出的意见就是周边地区集体拆迁，相关区域全面封锁，土壤污染五十到一百年慢慢想办法解决，至于地下水污染，只能放任自流。最后还是召集了许多国内的专家，研究出了可行方案。

应该说，在污染治理方面，国外能提供给我们的，基本只剩下最尖端的理论和技术交流了。至于实际污染案例的解决方案，目前国内在整体水平上傲视全球，这都是十几年来花样繁多的污染给练出来的。毕竟21世纪的工农业，和20世纪前中期的工农业，完全不是一回事儿。

这还只是技术上，在国家政策层面上更是如此。目前我国在环保政策上，根本没有什么比较靠谱的外来经验可供参考，是真真正正的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稍有不慎，就会出乱子。比如去年的环保督查行动和煤改气政策，都是如此。

像媒体成天介绍美国欧洲日本的“先进经验”，说起来头头是道，可都是宏观上的解读，完全不接地气儿。真正要把这些经验化为具体的政策，给基层执行者提供切实可行的指导，根本做不到。“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”这句话，很多时候真的不是一句套话，它是真正存在的问题。

如果理解不了这个现象的话，我可以举个栗子：你是否相信成功学，是否相信可以通过复制一个伟大人物的行为举止，来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成就。如果可以的话，那全世界的成功者，应该都是一个模子印出来的；那些靠卖书卖光盘四处讲课的成功学家，才应该是掌握世界权力和财富的人群。成功是复制不来的，“大清国情”，其实就是这么回事。

所以，我国现在的环保政策，首先需要解决的是“是否可行”的问题，即这个政策推广下去会出哪些乱子这些乱子是否能够承受；其次需要解决的是“是否有效”的问题，即政策推广了乱子也平息了那这个政策是否达到预期效果了，如果没达到，该怎么调整；最后才能去考虑“是否科学是否公平”的问题。说白了，和我国科技发展“先解决有没有，在解决好不好”是一个意思。

至于一刀切的问题，谁都知道一刀切不好，不科学不公平，政府也知道。从上世纪90年代我记事以来，政府和媒体就在各个公共事务领域里探讨“如何不一刀切”这个问题了。

但是人性化的管理是需要成本的。管理者能否承担这个成本，是是否一刀切的核心因素。

一个城市，小微企业可能得有数万家。你要做到人性化管理，在政策制定之前需要对它们进行细致的调查和分类；在政策推广期间需要对它们进行一对一的考察、评估和宣讲，为它们提供量身打造的全套污染治理和成本控制方案；在未来政策全面执行后，还需要对它们进行常态化的监督。你说这个城市和下辖各县的环保局得养多少人？我估计一两千是兜不住的。这个财政支出，简直吓人。

现在基层的环保督查人员，我和他们打过不少交道。让他们日常查偷排，都得和企业斗智斗勇，7*24连轴转。很多时候接到居民举报，都是凌晨时分抱着摄像机蹲点拍证据，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回局里写申请，然后马不停蹄地下去执法，执法过程中还面临人身危险，执法结束后又赶回局里写报告。好不容易喘口气，上面又下来文件了，局里还得开会组织学习新的政策指令，讨论如何推行。碰到周六日以为能歇一歇了，结果接到通知，下周环保部和环保厅要下来，又得骂着娘出去蹲点。

你让他们再去提供人性化服务，怎么可能？

这个人力和时间成本，太过高昂了。根本不是很多人想象中“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”就能解决的。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，反而是这个过程中最廉价最轻松最简单的部分。

政策不是活的，更不是人工智能，它不可能自我执行自我完善自我稳定。任何政策都需要靠人来执行、完善和稳定。越完美越公平越人性化的政策，越需要高昂的人力成本和时间成本投入。

我国现在的环保政策制定和推广，还处于“有没有、行不行”的阶段。等到这些政策常态化、稳定化，相关成本投入逐渐下降到一个合理的区间之后，才能有更多的精力、人力和财力去考虑人性化的事情。